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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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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7 12:2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刘跃进
  热点之一:时值新世纪初叶,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草创于八十年代后期。该书收录了1900年至1992年间1200多部研究论著,基本反映了这九十多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九十年代,由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以煌煌四部的篇幅,试图展现"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具体点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杜书瀛总序)。进入新世纪,这种学术史类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或作家研究史、或专书研究史,或分体文学研究史、或断代文学研究史、或学科研究史,或重要学者研究等。至于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这类著作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杨匡汉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中国文学史学史》(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及《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傅璇琮、蒋寅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化发展以及经验教训等作整体疏理思考、分析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史》分三卷十编,从中国古代诗文评、目录书、文苑传、文学选本、笔记、评点、杂论等资料中钩稽出具有文学史意味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又按照时间线索和文体原则,将百年来文学史的写作分为通史和断代两种类型予以观照,并就韵文类诸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区域文学史及其他专史等不同类别的文学史,条分缕析,论述其形成、发展及繁荣状况。《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也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意义,涉及文学与社会政治、哲学思潮、宗教、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术文化、文人境遇、门阀世族、都市生活、民族关系、民族文化、艺术、审美文化、文学传统、地域文化、交通、科举制度、幕府制度、出版藏书、女性创作等二十多方面的专题。
  热点之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成为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百年文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悄然开始了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建设进程。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并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三十多年后的十九世纪末叶,严复将其重要思想引进中国。他在《天演论》的译著中将进化论核心思想概括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进而将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引进到社会生活领域,强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准则。以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者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逐渐走出传统,积极迎合现代西方文明,创新求变的意识日益强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占据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注重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从中探寻文学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规律。任何一种思想方法,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甚至独尊,就会制约思想,走向反面。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庸俗社会学曾一度泛滥,有些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去甚远,留下许多教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从思想方法上说,一方面对于过去僵化的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希望借用某种更加先进的思想来解决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在重复着过去的路径,只不过变幻了若干名词而已。但不管怎样,这种探索依然是有的意义的,至少,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
  新的世纪,学术转型已经蓄势待发。最明显的三点变化表现在,第一,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对浅层次艺术感的简单追求,而更加注重厚实的历史感;第二,我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对某些现成理论的盲目套用,而更加注重文献的积累。第三,努力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构建方法和途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尽早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从而有效地指导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是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实现这个理想的目标,确实还面临着很多困惑与挑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二十世纪的业绩之一就是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更好主导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活动,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文学研究所要完成七项任务,包括: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三套丛书就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介绍了诸多重要的古典、现代外国文艺理论特别是美学方面的文章,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而难得的参考资源,成为公认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三套丛书现已汇总编入《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当前,如何规范中国文学理论的严密逻辑体系,如何解决其中的文化性问题、学科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首先,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命题,使之转化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其次,还要继续像二十世纪初叶的先驱者那样"睁开眼看世界",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办,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和谐社会是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理论意识的再一次强化和飞跃,是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
  热点之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应当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在回顾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学术界围绕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包括学科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学科意识的淡化与强化问题,学科的边界与拓展问题,等等。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最初的机缘却是从反思学科的危机开始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学科合理性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并呈加速发展态势。学科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所谓文学几种死法这类危言耸听的言论。这种状况显然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界,似乎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理论研究的极度困惑,专业队伍的急剧分化,致使"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首先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消费时代所带来的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文学形态的巨大变化,给文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着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文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然出现了所谓文学理论即将或者干脆死亡的论调。"文学理论有明天吗?"正是持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许多原本职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话题",正如2004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所刊一组文章所分析的那样,文学理论学科从90年代起出现一个"反向"运动,好像"集体大逃亡。与此相关联,面临学科危机的文学理论界所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文化转向"问题和文学理论的重构问题。现有的文艺学研究似乎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生活,而新兴的知识生产领域如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却可以很好地承担其这种阐释任务。很自然地,对于当前种种文化现象的阐释就逐渐从传统文艺学转向新型学科。结果,曾经是作为文学界指挥棒的文学理论逐渐失去其权威作用。
  与此有重要关联的学科是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也面临着学科定位和划定边界的诸多问题。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如何划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该是什么?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其实这种理性的辨析才刚刚开始。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以往的学科划分,也受到空前质疑。
  古代文学学科虽然历史悠久,但在其内部也面临着重新组合与划分的问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以朝代划分的传统分期方法,而是希望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重新解读文学史现象。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现代文学真正起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则由当代文学科学学科所承担。这样,在古典和当代的夹击中,现代文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不过三十年,显然受到制约。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图打破现当代的界限,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学术界,这种观点曾产生了影响。面对现代文学的拓展,当代文学也在反思自己的学科地位问题。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最大不同,就是不断延伸的下限和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当然,在论争中,两门学科也有融合的一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就专门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室组织的"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笔谈,将这一转型时期的文学现象,包括"五四"新文学的走向、变异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等问题,作了宏观的考察。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香港、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也纳入研究者视野。文学研究所也不失时机地恢复了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并设立了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这些都是学科建设方面的重要事件。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中期,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学科的重新布局,中国文学研究脱离了经史之学的束缚,而步入现代国际学术的轨道。第二,二十世纪后半叶,刚刚规划完成的学科分布又受到强烈质疑,学者们在学科的固守与拓展之间常常面临着困惑,面临着挑战。第三,现代科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专业化色彩越发强烈,可是在中国文学研究实践中又呈现着多学科相互融汇的倾向。
  热点之四:在清理整合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而最终的目标,是尽早步入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注重文学历史的整体性,注重研究成果的历史感,又不仅仅限于各个学科之间的融通,还体现在对文学史发展的时空把握,注意文学所反映的不同阶层生活等方面,特别是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尤其引人瞩目。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必然对知识的综合性有更高的要求。回归原典,文学文献学由此而得到复苏。
  一、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视角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所推动,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当然,目前所出版的若干文学编年研究,都是传统的纸质文本,缺乏立体感。在我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编年研究,应当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中国历朝历代的作家生平、作品系年、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相关评论等文献资料和碑石拓片、善本书影、作家手稿及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图片数据,逐年编排起来,以多媒体的方式全景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文学地理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汉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还应当在民族共同体的视野下,关注华夏多民族的文学发生、发展状况。因此,这是两个相关联而又有区别的视野。
   二、文学反映的不同阶层生活
  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譬如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是这三种文化的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风貌。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东汉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譬如"鸿都门学"中就有很多"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后汉书·蔡邕传》语)。这个时期有许多类似的通俗作品,譬如新近出土的《神乌赋》、田章简牍、韩朋故事以及蔡邕《短人赋》等。这使我联想到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令禽恶鸟论》,它们也属于这类"方俗闾里"的创作。如果脱离了曹植的家世背景,脱离了当时整个社会世俗化的风气,我们就很难理解曹植的这些怪异举止及其相关创作。由此来看,建安文学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共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心雕龙》所概括的"风衰俗怨"四字。这"怨"就是"俗"的代名词,与《诗品》中的"情兼雅怨"四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已经点出整个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文风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传统精英文化转到了下层的市井文化。而魏晋文学,也就是司马氏当政以后,实质上是精英文化在反弹,精英文化在试图抢回话语权。所以文学史应当关注不同的文化阶层,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文学史永远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写的,他所关注的只是他认为值得关注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那段历史。像"五四"运动前后,文坛主流是什么?文学史告诉我们是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但是老百姓所关心的似乎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与主流文化始终保持着距离。对于下层文化的这种影响,受动面往往比主流文化还要大,但是后来撰写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把这些人写进去的,就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入流。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体、学术思潮,大都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往往是通过民间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
  当代文化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呈加速态势。与此相呼应,思想界出现了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思潮。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一批反映社会下层生存状况的所谓"底层写作"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当然,"底层文学"概念是否恰当,现在还有论争,但是,关注这一文学现象,并结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确实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
  三、文化研究的倾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文学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更多地关注的是宏观的方面。而新的世纪,这种文化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更加注重作家的具体生存环境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本来,物质生活对于作家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论证过的一个基本常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个问题大家在过去研究中都是关注的,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一切出发点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落实到具体作品研究时,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近几年,这种状况得到初步改变。2005年《文学评论》杂志社与上海财经大学合作举办"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学研讨会",2006年《文学遗产》再次与该校合作举办"文学遗产与古代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孙昌武先生《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大致按照佛传、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因缘经、法句经等方面选择了三十四部佛典,辑录或者节录,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全面反映这类佛典概貌的基本选本。陈允吉主编《佛教文学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三十四篇论文,广泛地探讨了汉译佛典经、律、论三藏中与文学相关的论题。《中古汉译佛教叙事文学研究》(吴海勇著,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从佛教文学题材入手,进而揭示佛教文学的民间成分及其宗教特性,阐释了佛教翻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影响。此外,《想象力的世界》(吴光正、郑红翠、胡元翎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二十世纪有关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论文,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则集中在神仙道教方面,上述两部著作都有力地推动了道教文学研究的深入。
  文学与音乐,向来密不可分。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音乐歌舞始终起着重要主导作用。最近几年,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了关注,涌现出一批成果。文学与学术史的密切关系,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譬如汉代的藏书政策与修史制度就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四库馆的开启,与清代学术格局和文坛走向都有哪些关联,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当然,文化研究在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若干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本体的研究容易被忽视。
  四、文学文献学的复苏
  关注文学时间与空间的发展,关注作家物质生存环境的变化,首先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以往的教学体系未能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武器。现在意识到问题的研究,又强调所谓"通才"教育,倡导"国学"复兴,希望在几年、十几年,通过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大师,实际上这无异于画饼充饥。因为这种教育理念不过是"拼盘教育"而已,并无新意。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大家共同探索,至少应当关注一下传统的理念。其实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管你怎么漠视它,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或替的作用,这就是文献学。研习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离我们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比较严重,很多作家多年退出研究者的视野;即使那些重要的作家,也因为种种原因存在着很多研究禁区或者错误的理解。新时期以来,很多资料逐渐解禁,史料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编、"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八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六十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等),很多学者也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史料学的价值。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到樊骏先生的学术贡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是樊先生的代表著,也是现代文学史料及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就。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现代文学文献的抢救搜集、研究整理,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河南大学、《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和洛阳召开,围绕现代文学的史料文献问题及其对文学史叙述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
  当代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整理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远远超过现代文学,而史料建设似乎还远不能适用日益丰富的当代文学发展实际,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
  热点之五:新世纪的研究呈现出转型迹象,也提出了转型时期若干重要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职能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尺度评判文学?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应给予重新审视。譬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关系,文学研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观念与文学史料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这就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过去的一百年,中国文学经历了与西方文明由最初接触到最终接受的"西方化"过程。新的世纪应当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明从相互融合到建立自身核心体系的"中国化"的时代。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但是一些基本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生存的基础。文学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通过艺术形象反映、影响现实生活。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及时正确地反映时代生活,就成为评价其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古代文学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所以获得后人的广泛尊重与爱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时代的苦难与抗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中国文学家把自己一腔的理想和抱负与国家、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使得他们的人格得到升华与净化,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感,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传统。
  当今文学,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来临,文坛格局和文坛生产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学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文学走向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改革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随后的先锋文学、痞子文学以至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则逐渐疏离现实生活;至于所谓"70后"的欲望叙事、"80年代后"的作者集中于青春、自我等情感的表述,回归自我,面向市场,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为此,著名评论家雷达发表了《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深刻分析了我国当前文学界的诸多现实问题,回应了社会对作家作品现状的种种困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创作的重大命题,从而引发了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与此相关联,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对待经典的问题。早在1996年,刘心武推出《秦可卿之死》(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只是在红学界引起关注。后来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广泛传播他的观点。随后,东方出版社又推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影响更为广泛。《红楼梦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商榷文章,认为刘心武的讲述带有"学术创作"的色彩。"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康德《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意义。由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经典日益消解化的时代,严肃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是否也应随着大众沉浸在文学的狂欢中?是否只有市民性、休闲性、消费性的文学才有出路?文学的经典是否还有意义?这些都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论题。
  在中国文学研究转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嘲弄"文坛主流的现象。在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大众的文学想象与文学现状的巨大落差,隐含着他们的强烈不满。如果说二十世纪前期的学术界论争主要集中在文化圈内。如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主流意见认为二十世纪是"发现的时代","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以黄侃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学者则倡导学问"贵乎发明,不在发现"。而新世纪的纷争则跳出了文人的范围,表现为市场化、大众化的文化需求与文人化、专业化的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评价是一回事,但是由这些纷争所引发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长久思之。
  从当前浮躁不已的学术风气来看,这里似乎有必要强调一下中国历来所重视的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学家讲究学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文以载道、积极入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这句名言就鲜明地表现了东方作家注重人的精神修养和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家,虽然在人品上不能说尽善尽美,甚至还有不少可议之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随时在现实生活中反省自己,调整自己,真诚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新生联系在一起,努力追求比较完美的人格理想,因而得到后人的理解与赞赏。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新的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事业要有更大的发展,首先还是要从学者自身的道德文章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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